故事從這裡開始說起：一九八九年，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聚集一群學生，大肆抗議政府種種的不公平政策，要求改革、復興經濟、追求民主。示威愈演愈烈，工人和知識分子加入行動，人數甚至到達百萬人以上。接著，政府發動武力鎮壓。一連串事件後，暴力衝突不斷，最後合有一千人死亡，數千人受傷。政府用力地，狠狠地將人民的聲音壓了下來，迫使懷有不同聲音的知識分子坐牢、逃亡。此乃六四天安門事件。
「不對。」王丹老師說，「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不同，不要混為一談！」
就算沒有深入了解，人人也應當聽過「六四事件」。但在染血之前的一九八九年，是學生和知識分子主動地站出來，提出「異見」，希望政府負起責任，認真改革過去的種種缺失，並邁向民主化的發展。
一九八九年之前，是一九七九年，十年改革的時候！可不是市場開放、經濟起飛的時候嗎？如果真那麼有成效，那人民究竟在喊什麼呢？
首先要從中共的施政方針來看，也就是：失衡。要經濟，不要環境；要政治，不要文化；要強國，不要人權。經濟要好、政治穩定、國家富強，只要能達到以上目標，其他什麼都可以拋。看看北京吧，是中國的首都，長遠歷史和現代化的象徵，充滿著進步的光輝。然而近來霾害沙塵不斷，連呼吸都成了問題。在中國最驕傲的城市，連呼吸都對身體有害，沒人跑得掉。
當時的十年改革有句口號：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。」問題是，富誰呢？沒富到的人怎麼辦呢？
國營企業、大企業，就在國家的扶植下漸漸壯大。至今，這些有錢的大企業仍和政府脫不了關係。光是每年的補助，就是小企業的不知幾百倍。企業和國家同仇敵愾，還真的給他「富了起來」。富起來之後，拍拍屁股，繼續賺他們的錢。大好利潤在眼前，誰還會管那些貧困的窮人！
社會的不公平就這麼產生。低層的人們無法翻身，生活非常難過。在課本上，這現象被稱為「貧富差距」。富者極富，窮者極窮，二者的數量相差甚大。想也知道，這樣的社會不太可能安定幸福。再者，土地徵收、遷居農作都受國家掌控，沒有一點兒保障。
有人說，貧富差距、環境汙染，都是工業化國家的歷程之一，英國不是曾被稱作「霧都」嗎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。中國，真的有必要民主化？
一個最重要的不同：在民主國家，人民可以說話，說什麼沒人管；在中國，沒人可以說話，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。
統治者自個兒過得好，自然不會主動去改善人民生活。而在民主制度下，不同聲音像雷聲隆隆，五花八門，難以忽略。統治者一做錯事，媒體就樂得歪歪，名嘴就破口大罵，人民就上街了。統治者要對人民負責任，不好好做事，哪有好日子過。政府只得好好擔當起來，如此社會才能像活水一樣，不斷進步。
學生們當時喊的，就是改變。這場示威長達二個月，最後全國都走上街頭。人民展現他們的意志，為國家、為自己呼喊口號，大聲吶喊。
接著，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了。事情擺明著：你們不準給我說話，再說，你就知道會有什麼後果。衝突、暴力、流血，政府和人民及知識分子的關係掉落谷底。多少人因此含冤而死，也有許多入獄逃亡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學生，才二十多歲。王丹老師說，他們也沒想到會這個樣子。當時的境況，簡直和咱台灣的二二八相差無幾。
事件之後，沒有人敢發聲了。暴力鎮壓的恐懼留在人們心裡，知識分子不再願意出面關心國事，政府則滿意於如此看似穩定的狀況。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蕩然無存。中國、中國人、中共，三者前所未有地涇渭分明。
「不滿」從來沒有消除過。現在中國人們普遍不滿意現狀，但也不知該怎麼辦。他們畏懼國家強大的武力，不敢隨意出聲，連人與人之間，也得互相提防，難以說出心裡話。至於國家，一方面不願改革，一方面又怕改革將會帶來無法挽回的形式──就像壓力鍋煮了太久，一下子釋放開來，可不是爆炸了麼？僵局持續著，所有人都知道情勢並不平衡，卻也不知道何時會爆發。
如今離事件已過二十三年，那一代的人老了，新一代出生了。新一代人沒有過去的恐懼，反而有網路的幫助。網路幾億網民，防不勝防，翻牆的招數也數不清。這一切都促進著中國人重新開始「說話」。
回過頭來，這一切和我們台灣有什麼關係呢？
仔細瞧瞧歷史，中共的發展（國家主義、軍國主義）和過去的日本、德國非常相似。如果放任其演變下去，難說會成為軍事強國。到時候打過來，台灣還能怎麼辦？大概就一條路：投降唄。
現在兩岸的問題在於，台灣不了解大陸，大陸也不了解台灣。我們覺得他們就是被洗腦的盲目鄉民，他們覺得我們就是想分裂的台獨份子。如果雙方多一點了解，適必能互相溝通，體會對方的立場。改變別人很難，不如先改變自己。從自己做起，開始了解對岸，間接或直接，影響雙方的政治和思想。在兩岸問題百百纏的年代，台灣人更應該關心這些事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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